每一个学人都应该问自己：文化的根守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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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按：自民国十年，商务印书馆先后编印了《百科小丛书》《国学小丛书》等各种小丛书，又在此基础上汇成《万有文库》。其中的“近世文化书系”虽在策划之初便以回避大家经典、挖掘大师被遮蔽的散失作品为策略，却因其朴素、实用成就了新式经典。“粗粗的书皮，淡淡的墨色，翻阅轻便，仿佛故旧重逢，剪烛闲谈”，董桥评价出版家王云五“体贴周到得可爱”。这种大家小书，既有大家说人话的人情味，又有深入浅出的余味。

这样的书可以品多久？红学家周汝昌曾应其师顾随之托，为《苏辛词说》作序，四十年后方成；四十年来，周汝昌丝毫未改对其分量的评价。篇幅小，价值却经得起时间琢磨，方为小而可贵的“小书”。

那何为“大家”？贯古今，通中西，由小见大切中深意，即便身处艰难时事中，也不失现实关怀与传承意识。在这番胆识与博识中养成的人，是为“大家”。有人曾总结过叶嘉莹与顾随的相似之处：爱小说、杂剧，亦通书法、禅理，是旧体诗人也精于英文，就连在课堂上也都不拘形式，爱“跑野马”。

然而，能中西合璧的大家、小书，以及其背后富有情趣的人文写作传统，在百多年来的西学东渐中默然失落了。学术而非学问成为职业化、制度化的现代社会生存之道，学者也正在丧失一种通观式的写作能力。那种交融着日常心念又兼具义理、辞章与关怀的人文写作传统，在当代渐成奢望，也引发人们的文化乡愁。

好在那些足以支起数间人文课堂的“小书”，虽难以复制，却仍有余响。北京出版社历时十五年筹划的“大家小书”系列让我们得以重温“故旧重逢”的味道。感怀之余，这层文化底色的复现是否能唤醒失落的人文写作传统？这是当代学人应承载的沉思。

如今快节奏、光怪陆离的世界，被娱乐占领，任精神靡靡。谁在乎大家？谁又在乎根底？体制仍僵化，资源被把持，巨大的生存压力，逼仄的上升空间……如今学人囿于的暗室不比前人光亮多少。浮躁的时代让每个人只执着于眼前的苟且，对其他有心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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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之间关系密切，你没有大的根底，就讲不出来很确切的小的东西，没有大的修养，想写小的也是浮光掠影，也不会有很深刻的见解，也不会讲到作者真正的生命的所在。

——叶嘉莹解释她心中的大与小

撰文 | 李佳钰

（新京报特约记者）

顾随与《稼轩词说》

为己为人挤出一丝光亮

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同年，慈禧太后下诏书，“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那年顾随刚八岁，可“从师读书已年余矣”。父亲就是老师，“自吾始能言，先君子即于枕上授唐人五言四句，令哦之以代儿歌。至七岁，从师读书已年余矣”，顾随在《稼轩词说》自序中写道。

顾随原名顾宝随，“宝”字辈，清河县人。祖父、父亲均是前清秀才，取名“随”，大约是冀望能追随前辈，还做读书人。在自家家塾念书，父亲亲为塾师，要求自会严格。况且，科举一停，似乎也断了秀才父亲的通达之路，断了一代读书人藉此通往荣耀与财富的念想。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之后改名为《新青年》。同年，十八岁的顾随告别了身后的大家族，北上读书。先是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了两年英文预科，之后在北京大学英文系专攻西洋文学，改用顾随为名，取字羡季，又字号苦水。

据说顾随最初报考的是北京大学国文系，之后却念了英文。相传当时因国文入学成绩太优秀，被校方称赞文学水平卓异，一度惊动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专门约见，建议改学西洋文学，以拓宽视野，通贯中西，说这样才能为今后治学研究打好基础。

顾随是否真是听从蔡校长的提议尚待考证（顾随1915年报考入学，而蔡元培在1916年才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但足以从这段轶事中窥见当时学界对年轻治学者寄予的厚望：期待他们不仅国学底蕴深厚，而且西文功力也要扎实。

这般期望不仅落在了顾随身上，也从顾随身上传了下来。这从顾随1952年8月写给挚友卢季韶的信里写他最得意学生的表述中就能看出来，“有周玉言者，燕大外文系毕业，于中文亦极有根柢，诗词散文俱好，是我最得意学生”。“外文系毕业”且“中文亦极有根柢，诗词散文俱好”，顾随得意的弟子正是之后闻名的红学大家周汝昌。贯古今，通东西。诗词国学大师是英文系出身，恐怕也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履历。

1920年夏，顾随从北京大学毕业，二十四岁。他在青州中学谋了个教职，来到了山东，一待就是六年。冯至在《怀念羡季》中曾对那个时代做过一番描述，“那正是中国社会黑暗重重、许多青年人感到前途茫茫的时代。我们一方面沉浸于祖国诗词优美而又忧伤的名句中，一方面又像鲁迅所说的‘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诚然，羡季阅读的西方作家，也正是鲁迅在这句话后边列举的那几个名字：王尔德、波特莱尔、安特列夫。一些互相矛盾的思想交错在头脑里，难以排解，更加上个人生活遇到的闲是闲非，也增添烦恼。眼前暗淡无光，有时也鼓起勇气，说几句豪迈的壮语，既鼓励朋友，也聊以自慰。”

黑暗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顾先生也不例外。他读鲁迅，读西方作家，写信，写诗词。为朋友，也是为自己，挤出一丝光亮。

六年后，而立之年的顾随转赴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冯至说，“那时天津是一个军阀统治下酒肉争逐、民不聊生的城市”，可在这“更多看见社会的阴暗，体会人世的艰辛”的日子里，顾随仍然向学生传达着勇气。

当年就读于天津女师的王振华在《纪念我的启蒙师顾随先生——宣传鲁迅的先行者》回忆道，“顾先生讲课，用他那充满感情的抑扬顿挫的声调朗读，这就把学生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课文中了，全室鸦雀无声。记得先生讲《伤逝》，读到‘那是阿随，它回来了’，满室发出了呜咽……”。顾随给学生讲《伤逝》，讲《娜拉走后怎样》，王振华回忆说，“在我们这些还未入世的十几岁的少女面前，顾先生用鲁迅思想给我们指明了道路：子君的路不能走！娜拉的路也不能走！”“在那黑云压城的军阀统治时代，顾随敢于给学生讲鲁迅作品，一讲三年，这是何等的胆识！”

黑暗中顾随打开那一扇又一扇的窗，传递着微弱却明朗的光。

顾随（1897—1960）

李长之与《鲁迅批判》

独独承担批判

与求真的使命同样被鲁迅感召的，在济南，还有一个青年，叫李长之。

1929年1月25日，十九岁的李长之在散文《猫》里第一次写到鲁迅，当时他在读《热风》，“当我读到那些最热烈的最有趣的一针见血的句子时，笑虽然止住了，却赚得肚子好痛。‘鲁迅’这两字，我一见了，我便觉得是滚圆的活跃的血似的长虫所盘拢的躯体，也就仿佛热沸的温泉所奔流着的路径。中国的社会，不错，有了曙光了，但是积厚阴沉的暗霾，那是需要雷和闪的，——纵然是隐隐然的小雷，萤火似的微弱的电花。我并不悲观，也不咒骂，我只觉得背上所负的重了起来，青年们，干吧，彻底吧！”隐隐然的小雷，微弱的电花，即便冲不破那阴霾，也让李长之们听见了，看见了。

同那个时代受惠于鲁迅的众多青年人一样，李长之对鲁迅怀着崇敬的心，“我受影响顶大的，古人是孟轲，我爱他浓烈的情感，高亢爽朗的精神；欧洲人是歌德，我羡慕他丰盛的生命力；现代人便是鲁迅了，我敬的，是他的对人对事之不妥协。不知不觉，就把他们的意见，变作了自己的意见了。不但思想，就是文字，有时也有意无意间有着鲁迅的影子。恐怕不仅是我，凡是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大都如此的吧。——我们受到鲁迅的惠赐实在太多了。”

不同的是，青年李长之把敬意化作批评。1935年3月他最先动笔写出《鲁迅批判》的序文，1936年7月《鲁迅批判》由北新书局首次出版。

一个二十五岁清华大学还未毕业的年轻人敢于“批判”他“最敬的”“现代人”鲁迅，让李长之在“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中成了唯一。在新书付印之前，他还把样稿寄给鲁迅先生请他亲自做修订。这本十万字不到的小书成了鲁迅研究史上“唯一经过鲁迅批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

取名“批判”，不知道是否受到康德三大批判的影响。但他在《鲁迅批判》导言“鲁迅之思想性格与环境”开篇便有一段话写康德，“康德在他固陋的库恩希勒哥城里，脚步没出过家门，经济是不充裕的，身体是被肺病和胃病侵蚀着，从做学生起到做教授止所依靠的不过是藏书不满五万册的大学，在这里，哪一件是便利于产生一个大学者的？”

李长之其实想借康德说鲁迅，指明除了外部环境，个人的思想性格也决定每个人最终完成各自的使命。

可是岂止康德如此，鲁迅如此，李长之自己亦如此。外部环境并没有提供任何便利，李长之人生的后四十年因为曾经“批判”鲁迅而屡遭批判。《李长之<鲁迅批判>再版题记》提到，“与作者坎坷的人生经历一样，《鲁迅批判》也经过了艰辛屈辱。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岁月，它被视为左派读物予以排斥；在日伪统治时期，它被列为禁书查封；新中国成立伊始，它被人深文周纳地暗示为‘某一时间、某一地区，某一部分人’的观点。1957年之后，随着作者被划为右派，它更成为黑书被封存于图书馆。‘文化大革命’中，一工宣队队员指着李长之的鼻子说：‘是你写的《鲁迅批判》吗？鲁迅是可以批判的吗？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可李长之内在的思想和性格让他“独独承担”了这份“使命”，他认准了“文艺批评最要紧的是批评精神”。在1942年南方印书馆出版的文论《批评精神》中，李长之说，“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批评是从理性来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

李长之正是秉着“批评精神”写下《鲁迅批判》，在《三版题记》中李长之再次强调，“我在本书初版时的序上就说过：‘我的用意是简单的，只在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我信这是批评者的惟一的态度’。这态度，我一直没有变。因为求真，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顾忌，说好是真说好，说坏是真说坏，所以事后既不会反悔，人死也不会让我的论断变更。”

正因为不反悔，李长之自始至终没有屈从恶劣的外部环境，直到晚年也坚持不改书名中“批判”二字，“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了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理性和求真，铸造了李长之不屈服的一生。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于1935 年写成，鲁迅亲自订正其中时日，还赠照片用于封面。书在1936 年1 月初版，不到半年就卖完，鲁迅则在不足一年后去世。而李长之为其受了大半生罪。迄今，该书是鲁迅研究领域中引文率最高的专著。北京出版社于2003年1月将其重新整理再版。图为初版、再版书影。

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猛闯出的标本仍保底色

无所顾忌，不是二十五岁的青年李长之独有的印记，在三十五岁的青年教师费孝通身上也看得见。李长之和费孝通其实是同龄人，都是1910年生，李长之比费孝通只大三天。

1938年，费孝通以《江村经济》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任教。他在《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中回忆四十年代后期的自己仍然“年轻”，有“初生之犊的闯劲”，“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

无所顾忌的青年教师费孝通，当时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教“乡村社会学”，他把当时一边探索一边形成的讲义整理成文分期连载，最后结集便有了《乡土中国》。

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

——费孝通的这个比喻足见大家深入浅出的功力。

“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时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他要求自己带头闯进新领域，探索新知识。想法成不成熟不要紧，在乎的是有那股攻关闯关的劲。

《乡土中国》就是这种尝试的标本，“现在把它作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人在知识领域猛闯猛攻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义。”费孝通在《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提及重版的意义。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尝试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这本一百来页的小书里把中国乡土社会讲得很是生动又贴切。用比喻把难记的名词用形象的生活画面描绘出来。

比如总结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向外推及出去，“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而西洋社会里呈现的“团体格局”，好似“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显出它们界限分明。一定是有过在田里捆柴的经历，要不然怎能把捆柴的过程说的如此形象生动。

费孝通借着“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的差异，进而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中鲜有平等的观念、个人的观念，国家的观念，以及为什么“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青年教师费孝通的探索或许整整超前了七十年，抑或七十年过去了，中国乡土的底色依旧未变。“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并不能说已插入了这村落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支配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包含在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那个“乡土中国”，一定在经历着蜕变。可是乡土社会这层厚重的底色依然深深影响着我们的当下。

大家人生

穿越黑暗留下点点光亮

细数大家的人生，他们坚实的功底，求真的执着，敢闯的劲头，都丰润了那苦难的岁月。个人的伤痛、历史的负担，都是其生命难以承受、却又负重前行的重量。而在黑暗中的无所顾忌，敢闯敢拼，正是大家们为我们留下的点点光亮。

他们身上传承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统，接续着一脉又一脉的人文精神。传统教育制度的终结，五四运动对传统的叛逆，西学观念的冲击，传统的逐渐消失……历史脉搏的每一次跳动，文化变革的每一场洗礼，都有可能让整个传统摇摇欲坠。可大家之大，正在于他们不仅繁了枝叶，红了花蕊，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文化之根守住了。

每一代学人都有责任问自己：文化的根守住了吗？

遗忘是可怕的。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忘记，忘记苦难带来的痛楚，忘记个人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渺小，忘记先人曾牢牢守护并努力传承的精神。时势造英雄。那个时代过去了，大家似乎也再难出。

青年历史学者胡恒曾感叹，“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学者，多才多艺，汇于一身，富有情趣。如今我们每个人都只是继承了其中一段而已，传统学术已被肢解掉了。而个人在这种大环境中是很难逃脱的。”如今快节奏、光怪陆离的世界，被娱乐占领，任精神靡靡。谁在乎大家？谁又在乎根底？体制仍僵化，资源被把持，巨大的生存压力，逼仄的上升空间……如今学人囿于的暗室不比前人光亮多少。浮躁的时代让每个人只执着于眼前的苟且，对其他有心无力。

陈平原曾在《怀念小书》中发问，“以往老一代学者写的‘小而可贵’的书，今天为什么再也见不到了？”大家难寻，有心又有力者难得，小书少人写；受众有限，盈利难保，小书少人出。出版人的困境并不比学人来得少，但他仍一直建议出版界认真思考经营“小书”的门道。冀望今日“大家小书”也有百年前商务“小丛书”之风，不为大的根底，只为那一丝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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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2016年9月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2-B03版。作者：李佳钰；编辑：孔雪、小井。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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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新京报》B01版～B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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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B01 |  追寻失落的人文写作传统

「主题」B02-B03 |  大家的根底大家的人生

「文学」B04 |  保罗·奥斯特的冬日私语：“你想知道自己是谁”

「文学」B05 |  冯内古特：写好笑的悲剧，是为了唤醒怜悯

「儿童」B06 |  安德烈娅：用纯真抵抗黑暗

「生活」B07 |  留存童心的人，才能享受宁静与快乐

「观察」B08 |  传统VS现代：我们为什么读经？

「观察」B09 |  林西莉：讲不完的汉字王国和古琴故事

「新媒体」B10 |  焦虑时代的少数幸事之一是，我们不得不去认识自己

「书情」B11 |  读书不能太功利

「人物」B12 |  米哈伊尔·波波夫：用文学敲醒下沉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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